70%手機拍攝,3萬分鐘素材,9.4分抗疫紀錄片如何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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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1 00:00:00

深入紅區的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拍下了大量一線醫療素材,并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集中制作出了6集共240分鐘的系列紀錄片。拍電影網專訪《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總導演范士廣,由他講述這部高分紀錄片背后的創作故事。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國內各大媒體機構紛紛推出各類有關抗擊疫情的影像作品,而在此期間,一向以醫療類紀錄片聞名的《人間世》團隊也沒有在這場戰役中放慢腳步。


三月,由范士廣導演帶隊的攝制組跟隨上海市衛健委的物資車奔赴武漢,在近一個月的時間中,他們冒著被感染的風險深入金銀潭醫院、雷神山醫院、同濟醫院光谷院區三個核心醫療點,以蹲守拍攝的方式記錄下了三萬多分鐘的抗疫素材。


《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團隊在去武漢前合影


在重癥感染地紅區中,范士廣和他的同事們頂著巨大的生理、心理壓力,將手中的鏡頭對準截肢手術、病危轉送、ECMO機安裝等具體的醫療事件,表現了危難之際醫護人員與新冠患者之間的動人故事。


同時,在每天的休息間隙,他們又主動與時間賽跑,從口述史方向出發,為多位醫護人員錄下第一手采訪,盡可能地用更多的個人記憶去展現這場宏大敘事的另一面。


范士廣帶著攝制組隨上海援鄂醫療隊返滬后,立即開始后期制作。5月21日,在歷時兩個多月的艱苦奮戰后,他們終于推出6集紀錄片《人間世·抗擊疫情特別節目》。該節目一經播出,便收獲大量好評,豆瓣評分更高達9.4分。


《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官方海報


面對這場集體性災難,范士廣和他的團隊有過爭取和焦慮,也有過害怕和哭泣,但在這些情緒背后,他們表現出更多的是勇氣和堅韌。“在那種歷史時刻,我們想去做一個記錄者、發問者、觀察者,想去參與其中,而不是處在邊緣地帶?!?/strong>正如他所說,這是獨屬于紀錄片人的一種職業本能。


面對護士徐東亞的一次私人講述,范士廣毅然決定要為親身參與過這次援鄂救助行動的醫護人員做一集口述史。之所以執著于這樣一集內容,范士廣直言:“我們的工作并不是簡單地講一個故事,我們更多地是去呈現這個世界的復雜性,這是紀錄片人反復要告誡自己的一個最高準則,如果這個復雜性展現不出來,你的作品一定是失敗的?!?/span>


范士廣導演與同事金翔在拍攝現場


上周,拍電影網有幸采訪到了《人間世·抗擊疫情特別節目》導演范士廣,在近一個小時的訪談中,他向我們分享了諸多寶貴的回憶和不俗的觀點。根據采訪內容,我們做了以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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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電影網:當時疫情爆發的時候,你們正在做什么??


范士廣:《人間世》團隊隸屬于上海市廣播電視臺紀錄片中心。當時我們正在做一個項目叫《流動的中國》,從去年下半年我們一直在拍這個片子,記得是今年一月中旬的時候,我們跟主人公從廣東深圳回到湖北赤壁,然后1月22號我們從湖北回的上海,結果封城是1月24號,之后疫情就來了。


因為當時我們在赤壁不在武漢,不知道武漢的情況,也不知道會封城,所以回上海沒有任何交通管制,如果那時候知道后來的嚴重程度,我們可能就不回上海了,結果回去沒兩天就發生了那么大規模的疫情。


拍電影網:后來是怎么去的武漢?又是什么時候開始拍攝的?


范士廣:疫情開始之后,大概是從初二我們就開始拍攝了,那時候我們沒有想過要連續拍攝,也沒有想過要把它納入到《人間世》這個項目中去。


上海市援鄂醫療隊第一批成員是大年夜出發的,當時我們很想跟他們過去,所以就一直在申請,但是申請的同時還要等待,我們覺得不能浪費等待的時間,所以我就帶著我們的編導開始在上海拍攝。


在走廊內進行拍攝


但那個拍攝也挺漫無目的的,疫情突如其來整個人都是蒙的,也不知道去拍什么東西。當時特別想去武漢,因為我們都是記者出身,尤其在那種歷史時刻,肯定會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一種焦慮,想去做一個記錄者、發問者、觀察者,想去參與其中,而不是處在邊緣地帶。這應該算是一種職業本能。


后來就一直打報告,但是考慮到安全問題,因為我們的人比較多,如果我們是第一批跟著過去,必然會給前方醫療隊增添很多防疫上的壓力。當時援鄂醫療隊剛到金銀潭醫院的時候物資極其短缺,最嚴重時是紅區(重癥病區)里的護士出不來,外邊的護士不敢進去,就因為沒有口罩。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再過去的話,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給醫療隊增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更何況在初期的時候,大家對疫情的判斷都不是特別的明朗。


到了三月初的時候,突然就接到領導電話說你們可以去武漢了,第二天就可以走。當時我們是跟著上海市衛健委的物資車一塊過去的,是一個綠皮火車。我帶了三個人,加上我四個人,帶著設備機器,好多東西。那個時候還是蠻恐怖的,你也不知道前方會是什么樣的情況,坐著那輛火車從下午七點出發,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四點多到了武昌站。


醫護人員在防護服上寫下“武漢加油”


其實那時候我們到武漢根本沒有任何計劃說要做幾集內容,當時我們在火車上跟領導開會就說可能只做一集吧,因為不知道武漢到底是什么情況,我覺得大家的命是最重要的。但是要完成這一集的任務,肯定也要有個好的故事。所以后來我們就立馬做了一個分工,幾個人分別去往金銀潭醫院、雷神山醫院、同濟醫院光谷院區這三個點進行蹲守式拍攝。


拍電影網:去武漢前有告訴過家人這件事嗎?自己有沒有因此而感到害怕?


范士廣:第一次去就是沒去成的那次,那是大年初四,當時我媳婦倒挺支持的,但是老人不大喜歡。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們都還好,因為已經經過一個月的準備了。


害怕也是回來之后才覺得挺后怕的。因為都有一個慣性思維,覺得拍紀錄片肯定要這么拍。但是回來之后看素材,才發現你是在紅區里拍攝??!這是很危險的,你在那兒蹲守拍攝的代價太大了!


紅區現場


但是當時拍攝的時候腦子都是蒙掉的,因為你見不著人,白天也不怎么說話,穿上防護服進去艙里拍,每天聽到的都是機器的聲音,然后晚上回到酒店備份素材又是那種聲音。唯一的溝通可能是吃飯的時候,吃飯還不能聚在一起,就這種隔膜會讓你受不了。


壓力非常大,那時候都哭了。有次采訪一個心理醫生,他說到他孩子,我也想到我兒子,他哭我也哭,本來是我安慰他,最后變成他安慰我。那天流淚流的真多,也不知道為什么哭。記得《紅區》那集里有一句解說詞:“我們為何哭泣,我們為何惋惜,我們在講述別人的時候其實也是在訴說自己?!本褪沁@個道理。


拍電影網:此次拍攝要面對未知且危險的傳染性病毒,在現場的工作流程是怎樣的?拍攝時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范士廣:我們一般是一個導演跟一個攝像,都是蹲守式拍攝。所謂蹲守式拍攝,就是只要認準了這個地方,就一直在那待著,早上跟你一塊上班,晚上一塊下班。就用這種方法跟他們混熟。


拍攝醫護人員晨會


每天早上我們都是先去拍醫生們的晨會,開完晨會該進艙的進艙。一般我們都是一個人進艙,比如上午我進下午你再進,或者今天我進明天你再進。因為我們必須保存體力,那種體力消耗是很大的。出來一次整個人都濕透了,而且你不能吃飯,也不能上廁所,不過在里面也從來沒有想上廁所或餓的感覺,只是覺得口渴。


到了晚上我們可能就去采訪或者休息了,但是還要備份。因為在艙內很多畫面都是用手機拍攝的,拿手機去拍還是很害怕的。第一次我從人員通道出來,我的手機是從污染物通道出來,我把手機留給護士,護士幫我浸泡消毒,我就害怕手機要是完蛋了可怎么辦。


當我把手機從污染物通道拿出來的時候,手機都是滴水的,濕淋淋的,我不敢開機。最后等酒精都干了再開機的時候,看到那個logo出現真的是欣喜若狂,因為證明你的素材保住了。到了晚上你還要把手機的素材導到電腦上,每天晚上都要弄。如果素材量很大的話,備份就會很慢,也不能用微信,真的是戰戰兢兢。


紅區手術搶救現場


拍電影網:一般的系列紀錄片在前期拍攝時都會有一套標準的操作流程,比如做背調、寫方案、出腳本,但這次事發突然,你們在接到命令之后,是怎么在短時間內權衡拍攝訴求的?


范士廣:其實你剛才說的那種制作方法,它都是一個機構機械操作的項目。但是我們做的話,你既然投身這個工作,就一定不是機械地去完成它,而是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進去的。


很多人都會問我你們會做什么調研嗎?可以說,具體拍攝的時候完全沒有調研,所謂的調研不外乎就是確定幾個大概的拍攝方向。真正的調研是什么?其實還是拍攝。因為你是在不斷地拍攝中修正認識,是在不斷地拍攝中和人慢慢熟悉并建立關系,然后和所有人共同完成你的片子。


第四集《臉龐》截圖


這不是機械的,一定是有人情味兒的。你要有非常自我的觀察,個體的表達,它一定不是那種官樣文章?,F在《紅區》《相逢》《雷神山紀事》這三集中所選取的事件如截肢手術、病危轉送、ECMO機安裝等,都是我們拍了大量的素材,在后期進行的一個優中選優。不是說我當時就判斷要拍A人物,那么我就只拍他一個人,那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蹲守式拍攝的好處,你可以拍到大量的素材,但是它也會為后期帶來巨大的困難。當然在前期拍攝的時候,你也會本能地對這個人物和故事進行一個判斷,如果是值得拍的肯定會加大拍攝力度。而且拍攝是要看運氣的,這跟運氣有很大的關系。


拍電影網:在現場的拍攝都用到了哪些設備?


范士廣:索尼FX9、α7、GoPro都用到了,但用的最多的還是手機,FX9主要在外面拍。其實到了武漢之后,我們發現大機器根本進不到艙里面,因為那些機器一旦從污染區出來就要消毒,要用過氧乙酸或者酒精來擦拭、浸泡。而且你穿上防護服大概十幾分鐘就會出現缺氧的癥狀,頭會非常疼,如果這時候再扛一個十幾斤重的機器,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所以為了保證工作能夠長期開展,我們就用手機拍,第一集《紅區》70%的素材都是用手機拍攝的。還有一些醫務人員的素材也是他們自己用手機拍的,后來他們傳給我們,雖然像素比較低,但是也挺好的。非常感謝他們。


醫護人員照顧患者


拍電影網:在現場拍攝時,那些醫務人員和病人會表現出不悅或不適嗎?你們是如何看待紀錄片一直存在的倫理界限問題的?


范士廣:基本上沒出現過這種情況。我們拍病人拍的不算多,大部分都是醫生和護士。我覺得還是要對人有一個基本的尊重吧。所以說它不僅僅是個工作,我們都是把整個人投入進去的,在這個過程中,你是要跟人交朋友的。不是說為了創作交朋友,而是先交朋友才開始創作。它不僅是一個拍攝的過程,而且是我和你相處的過程。我覺得這是我們和其他紀錄片不大一樣的地方,只有這樣才能有好的一種觀察。


拍電影網:這次拍攝讓你最難忘的一次經歷是什么?


范士廣:就是在蹲守過程中,有一天我跟一個護士在那聊天,她叫徐東亞,大概二十六七歲。她說她負責的一個患者在十幾天前去世了,他去世之后,他的手機就鎖在柜子里等待去做消殺。但到了晚上徐東亞值班的時候,那個人的手機突然開始響,一直在柜子里震動。


她當時沒敢去接那個電話,手機就在那一直響,很可能打電話的人還不知道機主去世的消息,她說那時候每一秒都非常的煎熬,手機響了大概有40分鐘,后來突然就停掉了,可能是電池耗盡了。


這個電話很有可能就是患者的朋友或愛人打過來的。因為新冠病人在走的時候都有嚴格的防護規定,家人沒辦法到現場來料理后事,他們走的都很孤獨。


醫護人員為患者念出家人發來的微信


她在說這件事的時候一下子就擊中了我,雖然她跟我說的只是一件小事,她的角色也只是一名普通的護士,但是她對這件事的情感投入讓我也產生了一種同理心,我覺得這是最寶貴的東西,這比那些故事情節可能更為珍貴。


那一刻我才意識到在這種關于疫情的宏大敘事中,有太多你想象不到的情節以及人物的內心活動,就像徐東亞說的這件事情,你能想象到嗎?我是想象不到的。


所以對于紀錄片來講,我們的工作并不是簡單地講一個故事,我們更多地是去呈現這個世界的復雜性,這是紀錄片人反復要告誡自己的一個最高準則,如果這個復雜性展現不出來,你的作品一定是失敗的。


拍電影網:感覺第四集《臉龐》挺特殊的,它不像其他三集都有具體的故事或事件,相反是對眾多援鄂醫務人員的一次群體性口述采訪,做這樣一集內容是怎么考量的?


范士廣:這就是被徐東亞的那件事擊中以后,我想能不能做一個口述史,能不能去采訪100個人。當時提出這個想法很瘋狂,因為剛到武漢我們沒有說要做幾集的片子,拍攝時間、人力都很有限,大家都覺得不可能完成。


采訪現場


假使一個人最少采訪30分鐘,那要采訪100個人就是3000分鐘吧,也就是50個小時。而且當時的醫生和護士分散在武漢的各個地方,我們都是白天做完正常的事情,晚上再開車跑到各個點去采訪,完全是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


在做這集的后期時,我和我們的一個同事就產生了分歧,因為他是做后期出身的,他覺得不能讓觀眾一直盯著一個人的采訪去看,這對觀眾很不友好。他覺得一定要看起來順暢,這樣才像一個片子。


但是我就一直堅持,我不要把它剪碎掉。因為我們本就是要做一個口述史,它是很嚴肅的,我們不應該為敘事而去妥協,不應該把這些人的表達剪得那么碎片化,如果只是為了完成導演自己的一個想法,我覺得那是不對的。后來也是彼此的說服,彼此的妥協才完成的。


拍電影網:現在還有最后兩集沒有播出,這兩集是關于什么內容的?


范士廣:正在制作,就是去武漢之前,我們在上海拍攝的素材,后來我們去武漢也留了一些人繼續在上海拍,內容是關于上海市疾控公共衛生系統的。


當時我們先是去拍了一個上??粘堑亩唐?,接下來又去上海市疾控中心蹲守。因為大家對這次疫情最關心的都是集中在救治方面,但是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一個紀錄片是跟疾控相關的。


第二集《相逢》截圖


這場疫情你從疾控角度來看的話,一定不是救得好就控制得好,一定是防得好才能控制得好。光是救是沒有用的,如果把所有力量都投入在救這方面的話,你會越救越多。


傳染病最基本的防控法則就是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即便現在我們對這個病毒知之甚少,但這個法則也被多次證明是管用的。這就要求咱們的疾控部門以及整個社會的公共衛生系統有一個強力的運轉。


我們就是奔著這個目的去上海市疾控中心進行拍攝,在那里我們拍了大概一個月時間,跟蹤他們流調,送病毒檢測,做密集人群的調查等等,其實這也是相當危險的,因為你接觸的都是非常高危的人群。


除了在疾控中心拍攝外,我們還去了上海市瑞金醫院的發熱門急診、上海市公共衛生中心、上海市兒科醫院這幾個地方進行拍攝,因為在這些醫療場所里,你能感受到一般市民對疫情的恐怖心理,這些地方是很好的一個觀察場所,在那里我們可以觀察到普通人在面對這場疫情時的一個氣氛。


所以我覺得做這兩集內容也是蠻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們記錄了這個城市在疫情發生初期,它的疾控系統和公共衛生系統是如何運轉的。


拍電影網:回望過去幾個月的辛苦工作,有沒有讓你覺得遺憾的地方?


范士廣:沒什么遺憾。從頭到尾,我們領導都沒有給我們太大壓力,比如一定要完成多少分鐘紀錄片,沒有這種要求。我們原本去武漢只打算做一集,但后來卻整整做了四集。我們只有一個月的拍攝時間,然后又搞了一個月,四集全部剪出來,這是突破我們職業生涯的一個東西。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想著要做《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只是想著趕快拍。那種環境下也由不得你多想,我們就是趕快做事情。其實跟醫生想的是一樣的,就是盡量做事情,也不會去想我要發論文或者怎么樣,不會這么去想。所以后來總共拍了3萬多分鐘180TB的素材。


醫護人員在防護服上寫下“媽媽,生日快樂”


當時還想去拍好的故事,但是后來拍著拍著才覺得這是一個災難啊,你如果只是奔著這個目的去的話,它跟你的初心就不一樣了。別人一直都把我們當成一個醫療紀錄片團隊,但是我反復跟我們的同事說,我們只是披了一個醫療紀錄片的外衣,我們只是拍攝場所是醫院而已。


我們想表達的一定是人類的基本精神和對社會的觀察,我覺得這是我們一直努力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它并不是純粹地去講醫學的一個紀錄片,一定不是講什么醫生妙手回春,病人感恩戴德這樣的故事的。


我們要做時代的記錄者,要做一個切片,十年、二十年以后再看這部片子,你能夠看到當代中國的一個面貌,這是我們要做的一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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